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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舟子快意恩仇路朋友称其安全保障压力大

发布时间:2021-01-20 18:37:22 阅读: 来源:电热锅厂家

乍见之下,不免意外。生活中的方舟子,居然是那样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。瘦弱?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说,方是瘦,但不弱。此言颇确。这个貌似弱不禁风的人,干起事儿来一点也不柔弱。10年以来,长驱直入,捣了上千个“马蜂窝”,常常弄得惊天动地。以他近期矛头所指的唐骏事件来说,因其牵扯甚广,就让许多形迹败露的人乱作一团,狼狈不可收场。

方舟子操一口闽人特有的腔调生硬的普通话。以他的才华,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科学家,但在一个尚不具备自我净化能力,作假贩伪者稍稍钻营即有可能摇身变作公众楷模的社会里,他选择了第三条路——一支笔、一个网站,单枪匹马便创下了一种辩虚识假的剔除机制。

“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绑在一块儿了,目前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勇敢地站出来,真刀真枪地冲在第一线。”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,“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科学家是很糟糕的。看到那么多问题,结果没人指出来。中国如果没有方舟子,会更可悲的。有他,我们觉得还有希望。”

从白衣飘飘年代走过来的方舟子,停留在属于自己的岸上,望断沟壑,只为追问一渠清水。可惜察士难当,穷一己之力想要肃清寰宇,可能性微乎其微,他和他身边的人,对此无疑是十分洞明的。

“由于造假后会有丰厚的回报、海内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,以及社会浮躁、人心不古,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,致使学术造假在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不会消失,而且会越来越严重。”司马南说,“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,不但是纯粹的,而且是重要的,任务无比艰巨,他做不完。他的历史刚刚开始。”

破阵者之困

现实面前,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。

“虚假的事物这么多,不可能都去管。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,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。”

借助一套科学方法,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,上到政府高级官员,名流贤达;下至社会三教九流,奇人异士。疾风起处,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。

“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苍蝇什么是老虎,他拿标准一衡量,不对,上去就斗争。”司马南说,一些政府高官,“科研成果中有不实之处,新语丝照样灭,这些人恨不得弄死他。”

一时之间,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,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。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,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,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,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。2007年,又是一场无妄之灾。因打假而被告,官司败诉,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,对方还扬言要报仇。无奈之下,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。

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,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。以前出门,喜欢乘坐公共交通,觉得非常便捷,但在地铁里经常会被人认出来,出于安全考虑,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出行习惯。

“他的人身安全保障压力是比较大的,如果出现一些意外,我个人会建议他出国,带着家属移居国外,轻易不要回来了。”方的朋友彭剑说,“不了解情况的人,以为这种人身危险是多么遥远虚幻,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。”

“做科普工作,是面向中国公众的,需要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,做讲座,在国内还是比较方便一点。”这个人对自己的处境好像并不是特别发愁,“风险是必须要冒的,我只能是尽量小心。还不至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,把自己整个都约束了,那样就更不值了。”

彭剑打算设立一个专项的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基金,通过募集得来的资金,为方舟子雇请专职安保人员,此事在他那里看样子是势在必行。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,他公开谈到了这一点,但是方舟子坐在那里,没有说话。

彭剑是一位律师,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。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,对于方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,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,杜绝利益牵涉,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。

彭和方一样,目前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漩涡。他要求方舟子能够将自己的日程安排事先告知他,需要出门办事时便于布置专人陪护,但独来独往惯了的方舟子,依旧我行我素,举止自若。

方舟子的杀入,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。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,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。

“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,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、乱蹄之下,不知道的。”司马南说,“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,日子很难熬。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。”

从反伪科学前线下来的司马南,讲起从前的血腥遭迹,仍不无惊心动魄之处。事儿总是管不完的。50岁以后,他决定换一种活法,不再一根筋地玩命。只是事隔多年,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释然。

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、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。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。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,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。这样做,是不想重燃战火。

“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。”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,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,“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。”

两年前,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,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,接受支持者的资金捐助,用以支付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被告上法庭时需要付出的费用。

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,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。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惹来的官司费用,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,可以说还是杯水车薪。

“有的人一次捐一二百元,有一位我猜是学校里的人,隔几个月就捐600,最大一笔款也就是一个企业家,捐了1万块。”彭剑介绍说。他是募集小组的事务秘书和账户实际控制人,所有支出由他负责具体操办。这件事对他以及几位发起人的名声带来损害,有人指责他们意图借此渔利,但彭剑一副胸怀坦荡的样子。

“让一个做好事的人,额外把稿酬拿出来去打官司,我觉得不妥。我愿意承担任何责难,我认为我花的地方对,我能交代清楚。”

要是呆在美国,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复杂,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。但他和彭剑一样,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、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。

“坦率地说,我们都是很盼打官司的,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胜败,只在乎能不能通过诉讼告诉公众更多真相,更加揭发欺诈行为。”在这件事上,彭剑是有败诉记录的,“我们觉得虽败犹荣,只不过是会影响我一些声誉,但我也看开了。”

总体说来,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。

43年间,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,啃了大半辈子书本,来去俱从容。直到现在,他都没有找一份固定工作,也不受雇或隶属于任何实体机构。一个不受束缚的人,通常可以进退裕如、纵横捭阖,这也许是他10年不衰的原因之一。

“我在中国没有工作过,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,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,另外有一个西方社会文化作为参照,基本上类似于一个旁观者。”方舟子说,“有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,对问题的认识反而会更清楚一点。”

那些因为教职员工身负学术丑行而被新语丝曝光的大学,曾经要聘请方舟子去担任兼职教授,方舟子不干,当场宣布辞掉落在自己脑袋上这一顶用意明显的“帽子”。因为这犯了他的忌讳,只要不授人以柄,就不存在被控制的危险,为此他宁愿置身于社会之外。一旦与这些机构发生瓜葛,他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遭玷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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